当启蒙哲人和法理学家展望着追求欲望的“自由”，卢梭则将公共利益作为自由的必然约束，并且在布尔乔亚的对立面树立极具古典特质的公民的荣誉和自由。“让那些自认为有品位的人去别的地方赞赏富丽堂皇的宫殿、漂亮的马车、美轮美奂的家具、盛大的排场和一切骄奢淫逸的享受吧”，在卢梭的民主政体和理想城邦中“只有普通的公民”。[1](P.15)通过分析卢梭的理想政体及其立法条件，不难发现卢梭政治哲学的古典特质是对柏拉图的继承。卢梭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个“反哲学的哲学家”[2](PP.23-24)，而卢梭又何尝不是一位根据“无知之知”来进行设计论证的政治哲人。

一、卢梭与柏拉图：何以成为自由主义的敌人

在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谱系中，身处18世纪的卢梭，由于其看似矛盾重生、不尽一致的制度设计，时常与柏拉图一起被置于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对立面。作为轴心时代的政治哲人，柏拉图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所遭受的“民主非议”似乎并不比苏格拉底少。虽然今天的批评家并不会以“渎神”的名义对柏拉图进行知识的审判，但是却不免会以“告别叙拉古之路”之名将柏拉图视为“毒害”当代青年的专制的思想之源。这种对柏拉图的自由主义审判，早在1939年，就已经得到了斯特拉·朗格(Stella Lange)的精炼总结。在半通俗的哲学作品和半学院化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趋势，即将柏拉图描述为自命不凡的、精英主义的反动分子(reactionary)；而这种趋势又得到了略显粗陋的反击，即将柏拉图总结为一个激进的改革家(reformer)。公众乃至大量古典系的学生都接受了这两种论点，因而使得柏拉图成为了最被误解的哲学家。而那种将精英主义者柏拉图和民主主义者苏格拉底对立起来的学者也并不鲜见。[3](P.480)到了21世纪的中国，仍然有学者重复着这些出于现实政治论辩的考量，将现代政党政治——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标签加诸于柏拉图，例如提出“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与汉儒的以孔子为素王的思想一样，只不过是身处下位的相对智力优越者的白日梦”[4]。

然而，相较“叙拉古归来”的柏拉图，卢梭毕竟是身居万神殿的政治哲人。启蒙的播种者、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民主政制的早期设计者——这些标签似乎使得卢梭能够与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洽。但事实却是聚焦于“古今之辩”的“卢梭问题”从一开始就始终存在。两个多世纪以来，卢梭的众多著作都被自由主义学者视为启蒙哲学中的另类。如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将《社会契约论》评论为对暴政的歌颂，并将卢梭所设计的国家描述成修道院般的监狱。[5](P.323)这一指控尤其针对卢梭所设计的共和国的刑法，他宣布违反公意和法律的人“不再是祖国的一个成员……是在向祖国宣战”[6](P.39)，这些人因此不再是公民而是敌人，应该被驱逐或处死。但是，荷尔德林却将卢梭称为半神，并将“传说中”卢梭对法律羁绊的藐视敷衍成汪洋恣肆的诗句。[7](P.4)因为卢梭尽管认为公民应该始终将法律视为自己应然的枷锁，但是却为人们留下了从不向任何枷锁低头的“野蛮人”的浪漫形象。

后世围绕卢梭理论的持续争论究其根源来自关于“自然”和“国家”的论述，因为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如同卢梭那样，既热情讴歌自然的秩序和自由，又大胆地在市民社会的框架下论证了约束个人私利的国家政制。这些争论事实上并不难解决，因为卢梭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政治哲学理论探索中对于辩证法的部分应用，虽然贯穿二论的都是对异化及其不平等的社会状况的批判，但是这并没有让卢梭得出彻底反对现代文明和市民社会的结论。相反，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尝试着如何将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如何为人类的自由和德性而设计出最符合现代和将来历史条件的政治体制，因此，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不平等的历史作为一种控诉方式是负面的，而用来说明人类的发展则是正面的”[8](P.167)。

但是，自由主义者对卢梭的批判，并不是由于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种法国大革命余波下的政治联系——卢梭与左派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正如恩斯特·卡西勒指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没有一处发展出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7](P.52)，尽管卢梭痛恨“社会不平等”，但是他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与道德无涉的(adiaphoron)”，卢梭所设计的政治国家所要保证的仅仅是“等量的权利和义务”。作为自由主义之敌的卢梭，首先是因为他始终都表现着对古典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尤其是柏拉图哲学和古罗马民主政治——的无限推崇。卢梭在二论中表现出对近代以来自命为科学的政治伦理学的不屑，认为“关于人本身的知识”，虽然最为有用却在现代发展得最少，而“戴尔菲城神庙中唯一的碑铭上的那句箴言”比现代伦理学家“所有厚重的大部头作品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刻”[1](P.1)。同时，卢梭认为自己的政治哲学讨论的是“人类整体”，而不是单纯用来建构某种制度的概念体系，因此他不得不“努力忘记时间和地点……假想自己是在古代雅典的学园里，背诵着老师布置的功课，评判员是柏拉图和克赛诺克拉特那样的人，听众就是整个的人类”[1](P.4)。但是，自由主义者所能够接受的古典哲人和政治实践，尤其是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制度，在卢梭政治哲学中的位置却完全无法与柏拉图和古罗马匹敌。

文章来源：《自然灾害学报》 网址: http://www.zrzhxb.cn/qikandaodu/2020/1118/760.html